葛秦生与同事在一起。

葛秦生去世当晚，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电子讣告后面，一位68岁的老人连续留言5次。这位病人是在1977年，经朋友介绍从黑龙江大庆专程到北京协和医院，找葛秦生看病，那时她24岁。经治疗，1984年，这位患者第5次怀孕。一经确认，她就赶到协和保胎，葛秦生每周都会来病房看她。

分娩比预产期提前了一个月，这位患者还记得，自己刚做完急诊剖腹产，从手术台上下来，回到病房，葛秦生已经就带着四位专家，站在了病床前。

她至今仍能记起，葛秦生满脸都是兴奋，对她说：“你放了一颗卫星。”

几年之后，她又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得知葛秦生腿部骨折，在家休息，就辗转打听到了葛秦生的住址，前往探望。

“她80多岁出门诊时，有一次我去看她，她对周围的大夫介绍我年轻时的病况，就像事情发生在昨天一样的清晰。”这位患者回忆。

2002年，葛秦生再次住院，这位患者带着18岁的儿子去看望她，那时候，葛秦生已经不大记得人了，却在看到她时露出微笑，点头表示“认识”。

她把儿子拉到葛秦生面前时，给葛教授看这颗当年的“卫星”。彼时，葛秦生一脸的惊喜。“她已经想起来了，这就是多年前，她送给我的宝贝。”

这位患者如今感慨：“要是没有葛教授，我今天也做不了奶奶。”

不止一位曾经的患者留下了同样的感慨。一位20世纪70年代的患者说，“我连续三个月大出血，您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救了我一命，还让我生了老二。”还有人说：“谢谢葛教授把妈妈治好，才有了我。我的恩人，一路走好。”

在葛秦生的学生和同事们心目中，这位导师一直是严肃认真的。据田秦杰回忆，曾有一位同事，是很知名的教授，发表了一篇医学论文。文章发出来之后，递到了葛秦生面前，却被老太太发现 “有问题”。

葛秦生立即要求，这位学生必须公开认错，公开修改。

“她对学生真的是要求非常严，”田秦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很‘怕'老太太的原因。她对我们的要求是，不仅要在国内做得最好，做第一，在国际上也要争到做得最好。”

业内许多同行对葛秦生的印象是“视野宽阔”，她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生殖医学专员，经常与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专家交流，总能很敏锐地“抓住当前世界发展的趋势”。她很早就注意并重视国际交流，多次代表北京协和医院，邀请国外顶级的专家到中国来做学术交流。

“（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医院也开始研究绝经后妇女雌激素替代治疗和绝经后骨质疏松症防治。我作为一个硕士研究生，当时在国内学术会议上非常活跃，因此，有幸多次和葛大夫接触。葛大夫作为妇产科内分泌学科的鼻祖，平易近人，给予我们晚辈很多支持和教诲，令我终生难忘。”这是遗体告别仪式上，她的一位学生的发言。

向她告别时，有人回忆起常常听她讲课查房，甚至记得她从来不过生日的习惯。有人提到，听过她的性分化异常讲座，迄今还能记起那些翔实生动的幻灯图片。

生命中的最后12年，葛秦生的身体越来越糟糕，不得不长期住院。据田秦杰回忆，她差不多已经有5年不能说话，即便如此，仍然愿意让人推着她的轮椅，从住院病房，一直推到她曾经的办公室去。

“就算是生病了，她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工作。”田秦杰说。

她的学生们时常来看望他，有新的论文发表了，或者是工作上有了突破，就会走到老人家床头，“讲给她听”。

哪怕无法用语言表达，这位百岁老人仍然会想方设法，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喜悦。听到让她比较满意的研究进展，起初她会微笑，后来微笑对她也成了很难做到的事情，她只好一直盯着对方的眼睛，攥着的手微微用力。

在这个秋天，她不得不永远松开了手。

（图片由北京协和医院提供）